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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博信息化及信息建设标准体系表

通过在此发表的一系列关于文物保护、博物馆信息化建设标准体系的研究,我认为我国文物主管部门需要集中研究力量,尽快制定以下的国家、行业标准,推动文物保护、博物馆信息化建设向着合理、有序、正规、开放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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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博信息化建设标准框架体系

信息化建设在文博行业中应用的总体目标是以文物信息资源开发利用为核心,以文物信息基础设施和公用信息服务平台建设为基础,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全面实现文物保护、抢救、利用和管理工作信息化,满足文物保护事业跨越式发展的需要。

1. 信息化建设标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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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保护、博物馆信息化标准体系的建设必然受到其他领域,尤其是信息技术领域标准化的影响,因为信息技术是通用技术,因此我们没有必要越俎代庖去制订信息技术的基础标准、技术标准和管理标准。但是信息技术应用与文物保护和博物馆业务之中,必然会根据这个行业的特殊性产生新的、适用于这个行业的基础标准、技术标准和管理标准,这是二者在结合应用时所必须遵守的标准,这是我们关注并研究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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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博信息化标准体系研究(下)

3. 多视角立体式标准框架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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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博信息化标准体系研究(中)

1.4.构建标准框架体系主线

    文物保护、博物馆信息化建设的主要目的是使各学科、各组织、各体系统一协调工作,其主要工作内容包括信息的语义共享和信息资源的共享。因此,信息语义共享和信息资源共享所涉及的标准构成了文物保护、博物馆信息共享标准体系的主要内容。信息语义共享通过数据标准化过程来完成。数据标准化过程包括业务建模规范化、数据规范化和业务文档格式规范化。业务建模规范化是数据标准化的第一步。数据标准化通过对现实业务流程分析,抽取出具有共性的业务模型和信息模型;然后根据业务模型和信息模型,提取数据元,形成数据元目录;最后根据数据元目录,设计出可在各业务信息系统间和各异构系统间交换和共享的、规范化的电子文档格式,实现各业务信息系统的语义互操作性。信息资源的共享通过信息资源的目录体系来实现。而目录体系建立在信息资源的核心元数据和信息资源的分类与标识基础上。
 
    构建文物保护、博物馆信息化标准框架体系的主线,主要依赖于信息的合理分类。信息分类就是把具有某种共同属性或特征的信息归并在一起,通过其类别的属性或特征来对信息进行区别。在文物保护、博物馆信息化建设中,为了实现互联互通、资源共享和信息交换、处理的需要,必须遵循约定的分类原则和方法,按照信息的内涵、性质及管理的要求,将系统内所有信息,按一定的结构体系,加以分门别类的集合,从而使得每个信息在相应的分类体系中都有一个对应位置。换句话说,就是把相同内容,相同性质的信息以及要求统一管理的信息集合在一起,而把相异的以及需要分别管理的信息区分开来,然后确定各个集合之间的关系,形成一个有条理的分类系统。

• 信息分类的原则与方法

    信息分类与编码对于文物保护、博物馆信息的组织管理和服务极其重要。信息分类编码标准化是简化信息交换、实现信息处理和信息资源共享的重要前提,是建立各种信息管理系统的重要技术基础和信息保障依据,是文物保护、博物馆信息标准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目的是以满足在文物保护、博物馆信息化建设中实现互联互通、资源共享和信息交换、处理的需要。通过分类编码标准化,可以最大限度地消除对信息命名、描述、分类和编码的不一致造成的混乱、误解等现象,可以减少信息的重复采集、加工、存储等操作,使事物的名称和代码的含义统一化、规范化,确立代码与事物或概念之间的一一对应关系,以保证数据的准确性和相容性,为信息集成与资源共享提供良好的基础,而且为建立公共数据库创造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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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博信息化标准体系研究(上)

为在一定的范围内获得最佳秩序,对活动或其结果规定共同的和重复使用的规则、导则或特性的文件,称为标准。该文件经协商一致制定并经一个公认机构的批准。标准应以科学、技术和经验的综合成果为基础,以促进最佳社会效益为目的。

    为在一定的范围内获得最佳秩序,对实际的或潜在的问题制定共同的和重复使用的规则的活动,称为标准化。它包括制定、发布及实施标准的过程。标准化的重要意义是改进产品、过程和服务的适用性,防止贸易壁垒,促进技术合作。

    标准化对象一般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标准化的具体对象,即需要制定标准的具体事物;另一类是标准化总体对象,即各种具体对象的总和所构成的整体,通过它可以研究各种具体对象的共同属性、本质和普遍规律。标准化的基本特性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①抽象性、②技术性、③经济性、④连续性,亦称继承性、⑤约束性、⑥政策性。

    “通过制定、发布和实施标准,达到统一”是标准化的实质。“获得最佳秩序和社会效益”则是标准化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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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济与旧中国的文博事业(转)

    1933年4月,当时中国最大规模的现代博物馆———中央博物院(简称中博)开始在南京筹建,并专门成立了筹备处,隶属国民政府教育部,傅斯年任筹备处主任。下设自然、人文、工艺三馆,李济任人文馆主任。同年7月,傅斯年辞职,教育部改聘李济接任。
  此后的14年中,李济除保留中央研究院史语所考古组主任一职外,还先后任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副所长、社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中央研究院评议员、史语所代所长等职。
  李济连任中博筹备处主任14年,是任期最长也是最有建树的主任。他接任后,首先组建中博建筑委员会,聘张道藩、傅斯年、丁文江等任常务委员,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为专门委员。经勘定,商准南京市政府征收中山门内近城路北半山园旧旗地100亩为院址,随后又增加中央图书馆放弃征用的馆址土地93亩。
  1934年7月,李济主持中博建筑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拟定委员会《组织简章》。1935年4月,第二次会议通过征选建筑图案章程,结果兴业建筑事务所建筑师徐敬直所拟方案当选,再由徐氏会同梁思成对原图进行修正。大殿屋顶为仿蓟县独乐寺山门的辽式建筑,内部结构多依《营造法式》(我国宋代朝廷颁行的一部关于建筑制度和法规的书),细部装修采唐宋遗存,内部设备则一切现代化。按计划,全部建筑分三期进行,第一期工程为全院行政办公用房和陈列馆一座,约占全部工程的58.5%。
  1936年4月,中央博物院理事会成立,蔡元培、朱家骅、顾孟余、李济、傅斯年、翁文灏、王世杰、秉志、黎照寰、李书华、罗家伦、张道藩、胡适等13人为理事,蔡元培为理事长。理事会负责审议博物院预算决算,监督藏品保管,为开展学术研究需要设立各种专门委员会及其他专门事项。11月12日,中央博物院举行奠基式。到1937年抗战爆发,除大殿屋面及库房外,已完成全部钢骨水泥结构,内外墙也完成了大部。
  中博筹备处成立后,李济组织同仁一边进行机构组建、各种规章制度的订立及建筑事宜,一边致力于藏品建设。从1933年10月起,国民政府先后将原属内政部的文物,新疆、甘肃新近出土的文物,原属中央研究院北平历史博物馆收藏的文物,一并划归中博筹备处。李济又组织专人从福建闽侯、广东东莞、安徽庐江等地收购了一批私藏文物。
  根据1934年7月公布的《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暂行规则》,中博的宗旨是“提倡科学研究,辅助民众教育”,其任务是“为系统的调查、采集、保管、陈列,并说明一切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及现代工艺之材料与标本”。为实现这些目标,李济除个人亲自参加殷墟、城子崖等文化遗址考古发掘,所得文物备人文馆展览外,还十分注意与其他学术机构的合作。如:1936年10月,接收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所赠大宗植物标本和实业部地质调查所历年收集的地质古物标本。
  由于国民政府有关部门和全国学术文化界人士的大力支持,李济主持的中博筹备处从馆藏到馆舍建设,仅短短几年已具相当规模,且有序、快速地发展。
  然而,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给中华民族也给中国的文博和考古事业带来了空前灾难。除中博停建外,持续10年的殷墟发掘也被迫停止。
  抗战爆发后,时任中央研究院总务干事的傅斯年因院务羁绊,将史语所日常事务委托李济。这样,李济指挥史语所和中博筹备处两个学术机构开始了艰难的流亡之路。
  先说中博筹备处。李济与同仁们选择藏品,分装多箱,一部分密存南京朝天宫故宫仓库和上海兴业银行。大部分珍品则于1937年7月离宁迁汉,旋入川,在重庆南岸沙坪坝建库贮藏。1939年5月,重庆惨遭日机轮番轰炸;6月,中博文物分三批迁昆明,小部分存四川乐山。次年6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昆明上空时有日机轰炸。8月,中博筹备处再迁四川南溪县李庄镇西的张家祠。此后至抗战胜利,未复播徙。
  再说史语所。经过不分昼夜的努力,将多年搜集的文物全部原始记录装箱;能运走的尽量运走,实在运不走的大件物品(如带有器物压纹的“花土”块等),封箱留存南京。
  史语所西出南京后,经武汉到达长沙。因日机轰炸不断,三个月后再度西迁。
  自长沙西迁前,考古组的尹达、祁延霈、王湘、杨廷宾等几位青年学人决意投笔从戎。临别前,李济、董作宾、梁思永等在长沙公路边一个叫清溪阁的小饭店,挥泪为壮士们饯行。这次考古组同仁大分离,此后再也未能团聚。
  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和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的同仁们,冒着敌军人的炮火,护送着价值连城的1000多箱文物和10多万册图书资料,陆续到达了昆明。这些可敬的学人没有在战争中沉沦,而是迅速恢复各自的工作。尤其可贵的是:正在英伦求学的吴金鼎、曾昭燏、冯汉骥、夏鼐等一批青年考古专家,应恩师李济之召,毅然返回苦难中的祖国,参加中博筹备处的工作。为正在艰难延伸的中国考古事业,增添了一批生力军。
  在李济的主持和推动下,这批生力军为中国的考古事业创立了不朽的功勋:冯汉骥只身前往川北岷江上游羌族地区考察和发掘并有论文,开川西高原考古发掘研究之先声;吴金鼎先在中和山麓发现了“南诏文化”,接着又和曾昭燏、王介忱一起,在大理附近发现了史前文化遗址———“苍洱文化”;夏鼐在甘肃宁定齐家墓,第一次从地层上找到仰韶文化早于齐家文化的证据……
  在昆明的两年时间里,李济除了指挥史语所和中博筹备处两个学术机构外出考察、发掘和室内研究外,还致力于殷墟出土陶片和陶器的研究(如各类陶片的比重实验)。
  当时的文博和考古事业,交通、房屋、设备、资料都非常困难,而且经费奇缺。1938年6月,为保管汉画像石棺及元兴铜镜等文物,需经费百元,李济竟为之奔波两日方获解决。
  云集于此的诸多中华精英,抱着必胜的信念,克服诸多困难,从事教学与科研,为战后重建培养人才和积累成果。
  由于战时医疗条件太差,李济的爱女鹤徵、凤徵,于1939年、1942年先后在昆明和李庄病逝。中年连丧二女,给李济的打击是巨大的。面对国难家痛,李济没有沉沦,而是化悲痛为力量,致力于中国的文博和考古事业。
  西迁昆明不久,李济即先后派员赴陕西宝鸡、三原等地调查彩陶遗址,赴大理、苍山调查史前遗址。1939年3月始,由李济主持,对大理附近的10处文化遗址进行发掘。到12月,在中和山麓南诏遗址掘获带字瓦片100余件,其中一片有“大罗全四年”字样。由此证明南诏史前文化与仰韶、龙山两文化之差异。这项发掘、研究成果,由李济主撰成《云南苍洱境考古报告》一书,于1942年由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刊行。
  1939年,李济被推选为云南民族学会会长,并受聘为云南大学兼职教授。他曾应邀为云南民族学会作《民族学发展之前途与比较法应用之限制》的学术演讲,讲稿于1941年发表在《国立云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第1期。
  1939年5月,为赞助在苏联举行的“中国艺术展览会”,李济选出部分殷墟出土文物及图表,送往莫斯科东方文化博物馆参展。苏联学人基塞廖夫获见殷墟出土珍品,大受启迪,乃据以推断其在叶尼塞河上游发现之卡拉苏克文化之年代。
  1940年1月,李济在昆明收到来自英伦的聘书,他被英国皇家人类学会选聘为荣誉会员,这是第一位中国人获此殊荣。
  1940年冬,滇越一线战局日趋恶化,史语所和中博同仁先后由昆明沿金沙江迁至四川南溪的李庄。
  木船停泊李庄,却发生了一段意想不到的插曲:民伕们将大箱小箱抬上岸时,发现了箱内的人头骨和体骨标本,顿时哗然:这个上头迁来的啥子机关“吃人”!这些民智未开的山民,一时群情激愤,摩拳擦掌,史语所同仁大有随时挨打、被“轰”之险。李济与傅斯年等赶忙与地方官员和士绅交涉,请他们向山民解释:人骨是从土里挖出供研究用,并非“吃人”。一番口舌,总算化险为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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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日报:文博行业进入数字化时代

博主按语:这是《南京日报》社记者朱凯的一个采访报道,发表在2008年12月24日的该报B6版上,大家也可以在这个地址找到电子版的:http://www.njrb.com.cn/news/B6/userobject1ai914635.html。这个年轻的记者挺是勤奋,电话中约了我好几次,但那几天赶上我忙了一些,只和他聊了个把小时,好多东西没有谈到。后来我几乎忘了这件事,是同事偶尔看到的,才想到在网上翻翻,居然给找到了,就转到这里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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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日报报道】南京博物院艺术馆内,参观者只需轻点鼠标,就能将东汉错银铜牛灯的灯座、灯盏、烟管三部分拆离;点一下灯盏腹部,就能在灯盏的镂空部分看到烟火和进入烟管的青烟……这是2000年诞生在南博的全国第一件数字化文物,虚拟现实技术的运用,让观众直观地感受到这件“镇院之宝”所蕴含的环保理念。
  
  8年过去了,数字化浪潮让整个文博行业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GIS(地理信息系统)技术、360°环幕影院、触摸式导览系统……越来越多高科技手段的引入,不但推动了考古发掘、博物馆建设、文物修复等学科的发展,也让原本神秘的文博行业更加人性化,更加贴近公众。数字博物馆引领“视觉革命”南博青铜器馆陈列着一套春秋时期的斧凿状编钟,对于参观者而言,亲手敲一下这些2000多年前的文物显然不现实。然而,数字化技术让这一切成了可能:南博信息中心的工作人员利用虚拟现实技术,将6件钟磬的声音录入多媒体系统,观众只要点击触摸屏上对应的钟磬,就能欣赏到穿越千年的悠悠古乐。
  
  在中国博物馆学会数字化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南博信息中心主任张小朋看来,随着免费开放时代的到来,博物馆进入数字化时代已是大势所趋。“博物馆的服务对象是物和人———也就是藏品和观众,因此,数字化博物馆建设也要围绕这两者展开。”张小朋告诉记者,传统博物馆的展陈模式是“给我看什么就只能看什么”,“一家博物馆办了场明清瓷器展,来参观的人就只能看瓷器。”而数字化博物馆倡导的是“我想看什么就看什么”,利用网络和虚拟现实技术让藏品突破空间与地域的限制,人们足不出户就能根据个人兴趣观赏文物,“即使不到法国,也能欣赏到卢浮宫的《蒙娜丽莎》。”
  
  “未来引入仿真技术后,观众还可以亲手把玩这些国宝文物,不但能掂出重量,甚至可以摸出上面凹凸不平的花纹。”张小朋表示,未来的数字化博物馆还会打破现有的“空间壁垒”,实现藏品资源的全人类共享。“到时候,人们只需在网络上进行文物藏品索引,全国甚至全世界各大博物馆的文物藏品就可尽收眼底。”

        数字技术可模拟检验文物保护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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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gs: 文博 数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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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博数字图书馆系统建设可行性概述

转自“数字化博物馆”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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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统建设的意义

文物是人类社会活动中遗留下来的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遗物和遗迹。也可以说,它是历史上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遗存,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是重要的文化遗产。

通常的实体博物馆以收藏具备上述含义的藏品为主,形成了我们通常所认识的“文物”。随着时代的发展,文物的概念渐渐的出现了多样性的变化,如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在日益成为博物馆收藏的重要内容,记录实体文物、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图片、录像、录音、图书资料等也以其难以替代的特性成为了博物馆关注的重点。

图书资料向来是人类社会重要的精神财富,经过时间的洗礼,一些硕果仅存的图书也渐渐成为了文物。但是图书类文物不同于其他文物,它同时具有物理性状和文字叙述两个方面的属性,而图书之所以成为图书,后一个属性起到了决定作用,也是图书之所以存在的重要因素。然而一些善本、孤本、珍本类图书在博物馆中几乎成为了深藏不露的文物,一般读者难以一睹芳颜,更不要说研读、利用了,失去了作为图书的基本功能。

南博拥有20余万件藏书,在文史类方面的数量、种类均超过江苏省内的任何一家图书馆,其中还有数量可观的珍本、善本、孤本图书,如已成孤本的乾隆时期的《韩氏族谱》、历史悠久的宋版图书等。这些藏书长期以来均按传统的方式保存、查阅,不利于图书资源的充分利用,尤其是不利于对珍本、善本、孤本图书的保管,很多的这类图书还作为文物收藏、保管,成为了难得一见的藏品,极大地限制了对其的利用范围。

数字图书馆(Digital Library),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产生的一个全新的概念。随着计算机技术的迅猛发展,特别是网络技术﹑数字存储与传输技术等应用的全面普及,使得人们对文献信息的加工﹑存储﹑查询﹑利用等方面有了新的要求。因此,数字图书馆也就应运而生。一般认为数字图书馆是以组织数字化信息及其技术进入图书馆并提供有效服务。几乎图书馆的所有载体的信息均能以数字化的形式获得,包括所有联机采购﹑编目﹑公共查询;对各种信息资源的检索,通过网络组织读者访问外界数字图书馆和文献信息数据库系统,如电子杂志﹑电子图书﹑声像资料﹑动画片﹑影视片﹑多媒体资料等;用计算机系统管理图书﹑期刊等的读者服务;图书馆利用网络连接到全球各个角落,让人们很方便地共享资源。

由于数字图书馆将大量的纸质图书数字化后的信息存储在计算机存储器中,并依靠计算机网络连接形成了一个联机系统。因此,与传统图书馆相比,它占用的物理空间相对很小。

数字图书馆收藏数字形式的信息,除了纸质的书刊资料外,还收录其它一切可以数字化的信息,如视频、音频资料、计算机程序等等,可以满足读者的多种需求。

数字图书馆建设对于我们最重要的一点是建立以中文信息为主的各种信息资源,迅速扭转互联网上中文信息缺乏的状况,形成中华文化在互联网上的整体优势。

相对于一般公共图书馆的数字化,文博行业的数字图书馆还是保存和延续发展民族文献遗产的最佳手段,所有的珍贵资料都可以经数字化处理后,将原件保存在更适宜的环境中,而数字化的资料由于实现原件的复制,并不影响一般意义上的查阅。

胡锦涛总书记今年年初提出了加强网络文化建设管理五项要求,指出要“把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作为网络文化的重要源泉”,“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唱响网上思想文化的主旋律,努力宣传科学真理、传播先进文化、倡导科学精神、塑造美好心灵、弘扬社会正气。”我们提出建设文博数字图书馆系统正是积极响应这一号召的具体实践。

文博数字图书馆系统的建设还将长年沉睡于库房中的珍、善、孤本唤醒,使其能重新服务于学术研究,不仅如此还因数字图书馆的网络性,扩大了读者的范围,普通图书馆因为读者对象与地理位置的限制只能为少数人服务,数字图书馆则允许人们在任何地方、任何身份进入图书馆自由查询。

文博数字图书馆系统的建设将对我院大量作为文物保存的珍、善、孤本图书进行可靠的内容提取,今后对内容的使用将脱离图书类文物实体,这样对内容的研究和鉴定就不必再需要图书实体,减少了图书类文物的翻阅、移动次数,降低人为损伤几率,相应的减少因为维护文物而造成的人员、设备的开销,和文物人为损伤的修复费用,延长了图书类文物的保存年限。

我院文博数字图书馆系统一旦建成将成为华东地区最大的文物考古、博物馆专业类数字图书馆,尤其是其中大量的珍、善、孤本将首次面向公众开放,充分发挥出它们作为图书的应有作用。

二.系统建设的目标和步骤

我院文博数字图书馆系统的建设终极目标是:将包括珍、善、孤本在内的馆藏图书进行数字化处理,对数字资源进行归并整理,建立起网络环境下的通用关系/全文型数据库,完成对资源的管理和检索,形成数字图书馆。
系统建设分为两个步骤进行:

第一阶段,整理、完善现有的图书编目系统;掌握珍、善、孤、抄本状况;配置相应软硬件设备;继续完善已有的南博图书编目管理系统。

第二阶段,完成对馆藏珍、善、孤、抄本等图书的数字化处理,形成可管理和检索的系统;完成南博图书编目管理系统。

三.系统建设的技术力量

南京博物院拥有长期从事文物专业摄影、图书版本研究和实力雄厚的信息技术人员。本世纪初南博已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局域网系统,自主开发了文物藏品管理信息系统、图书编目查询系统、网络办公系统、图片资源共享系统和六个相关的互联网网站,先后承担了多项省级、国家级文物信息化课题,并获得过全国性的奖励,在国内文博界享有较高的技术声誉。

我院在四年前已经开始了图书编目管理系统的开发,并投入了具体的使用,目前已经进入管理系统的图书达五万余册。

(2007年8月)

Tags: 文博 数字图书馆 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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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博信息化教学方案

这个教案大纲也是从“数字化博物馆”网站上转帖过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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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于2002年4月至6月应邀在复旦大学文博系教学的课案,全面涉及到了博物馆信息化建设的各个方面,配合课案设计了详细的教学幻灯片和实例。详尽内容将在整理后在这里提供给大家参考。


1 概论
1.1 文博行业的发展现状
1.2 文博行业的信息特点
1.3 信息技术对文博行业变革的展望

2 计算机应用技术概论
2.1 计算机技术基础
2.2 数据库技术基础
2.3 多媒体技术基础
2.4 网络技术基础

3 实体博物馆的信息化建设
3.1 各种类型博物馆的信息化建设特点
3.2 建设方案的确定
3.3 智能建筑物的规划和组成
3.4 自动控制系统的建设和管理
3.4.1 楼宇机电设备自动控制系统
3.4.2 安保监控和消防系统
3.4.3 联动管理控制系统
3.5 网络通信系统
3.6 多媒体辅助展出系统
3.7 藏品管理信息系统
3.8 内部网络系统

4 虚拟博物馆的建设
4.1 Internet网站建设
4.2 基于数据库系统的网站发布和管理
4.3 虚拟专题博物馆的建设
4.4 远程工作

5 考古工作中计算机技术的应用

6 信息技术在文博行业中的应用实例
6.1 南京博物院的弱电建设
6.2 上海博物馆和其他博物馆的信息化工作
6.3 江苏省文博信息网络的建设规划
6.4 考古学辅助研究软件的设计和开发

总课时:55个

Tags: 文博 信息化 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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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数字化博物馆”网站转这篇文字来时,我想先说几句。

2002开始,南博信息中心协助当时的江苏省文化厅文物处(现江苏省文物局的前身)承担了建设江苏省文博信息网的工作,这是面向全省文博单位的基础性信息建设工作,那时很多单位还没有将此纳入基本工作范畴,没有专业人员、没有专项资金,有的甚至没有像样的计算机。为了推进这项工作,文物处的龚良、姚建平二位处长多方呼吁、反复强调,南博徐湖平院长也积极奔走,终于落实了建设资金。他们对我这种师长、朋友般的支持,给我和信息中心的全体人员带来了极大的鼓舞,也是我难以忘怀的。

南博信息化建设的历程非常不同于其他大型博物馆,我们没有太多的资金,只好咬着牙走自主研究、开发的道路,信息中心的年轻人们很争气,他们没有计较什么得失,他们挺了过来,并且推动南博进入了全国博物馆信息化建设的先进行列。我感谢他们,没有这个团队就没有南博信息化建设的今天。

2002年年中,在文物处的支持下,我们开办了第一期全省文博信息网建设培训班,全省有四、五十人参加,2005年我们又开办了第二期的培训班,当时的江苏省文物局副局长龚良还亲自到班授课。下面这些文字就是我在第一期培训班上的一个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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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工作,今天南京博物院配合文物处开办了这个培训班,标志着江苏省文博信息化的建设正式拉开了序幕,这在全国文博界是第一次在一个省级范围内统一进行信息化的建设。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任何一项系统化的工程建设,要想取得成功,都必须做好充足的知识和人才的准备,所以这个培训班的开办是江苏省文博信息化建设迈出的第一步,在座的各位将成为我省文博信息化建设的主力军和第一批人才。只要我们这第一步迈得踏实、坚定,我相信我省的文博信息化的建设必将取得成功。

我国现代意义上的博物馆出现在江苏省,就是张謇开创的南通博物苑。从上个世纪初到今天已经要有一百年了,这个名字一直沿用到今天。现在我国的博物馆已经有2000多家,担负起了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抵制腐朽文化侵蚀的光荣任务。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博物馆逐渐形成了以保管、研究、宣传三大任务为核心的工作模式。各种类型的博物馆从自身的特点出发,大力收集、保存、保护、研究和宣传各种类型的人类社会和自然的遗留物,虽然保护了许多文物,但是由于交流、展示手段的局限,使得各个博物馆还基本停留在以馆为界、以地区为界、以行业为界的壁垒状态。不仅各馆之间的文物交流还相当贫乏,更重要的是广大人民群众对博物馆还不太了解,尤其是我们的下一代对自己民族的历史还相当陌生,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接触的更多的是“麦当劳”、“可口可乐”、好莱坞等外来文化,这对一个民族的发展与强大是一件值得担忧的事情。因此我们文博工作者有义务、也必须担负起传播民族优秀文化的重任。

随着我国经济建设取得成功,各级政府和整个社会已经意识到文化建设的重要性,江苏省已经提出建立文化大省的战略构思,文博工作的深入建设和发展是建设文化大省中的重要工作环节。怎样才能更加深入地开拓文博事业,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为我们提供了有力的条件。当前,以信息技术为主体的现代化建设已经渗透到了各行各业,成为了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美国在十几年中,利用信息技术推动了经济高速发展,尤其是在克林顿执政的八年中,信息技术使得美国经济进入了有史以来的最好时期。在制订“十五”规划时,信息技术也是我国政府的重点、优先发展对象,上海市政府更是将信息技术的地位置于了上海具有传统优势的重工业和轻工业之上。

大力利用信息技术、网络技术,我们的文博事业也必将进入一个划时代的发展阶段。首先,大量的文物信息进入计算机、进入网络,必将使以往繁重的保管工作变得更加便利、快捷。以前,我们要统计一下自己的藏品数量、种类,那可是一件繁重的脑力和体力劳动,结果还不一定完全准确,要统计一个省、乃至全国的文物家底,那就是一件想都不敢想的事了。利用计算机,统计工作就会变得非常轻松、快捷,而且还可以随心所欲地采用各种方法来统计,比如按时代统计、按质地统计、按民族统计等等。以后要办一个展览,利用计算机也可以很快地查到自己馆里有哪些相关文物,利用网络还能查到其他馆有没有可以利用的相关文物,甚至可以脱离博物馆的实体建筑,开办大量的虚拟博物馆。比如常州有个淹城遗址,一些经过考古发掘出土的文物或是流传的相关文物,散见在南京博物院和其他馆里,如果这些文物的资料都进入了计算机,那么我们就可以在网络上开办一个叫“淹国春秋”的博物馆,不要盖房子、也不要多少工作人员、更不需要原来保管在各个博物馆中的文物挪地方,这个虚拟博物馆就可以在网络中开办起来。其次,利用网络技术,将会使博物馆的触角伸向千家万户,这是一个实体博物馆利用传统的手段所无法实现的。台湾近几年在其“国家科学委员会”的领导下开展了数字化博物馆的建设工作,其中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培训中小学老师,两年中已经开办了十几期大规模的培训,利用这些经过培训的老师,在全台湾省开展了“博物馆在我家”的活动,发动全省的中小学生在家里利用计算机和网络和父母一起参观博物馆,然后配合课堂教育,宣传了民族的历史和优秀的传统文化。当然其中还有一些台独思潮利用博物馆、利用网络来蛊惑民众。尤其是陈水扁去年上台后,利用网络博物馆大肆宣扬台湾的本土历史,抹煞台湾和大陆的血脉联系,甚至称台湾的英文名称为“福摩萨”,而这是荷兰殖民者占领台湾时的称呼。由此我们可以看见博物馆一旦利用了信息技术、网络技术,其宣传的威力是巨大的。我们大陆的文博工作者要有一种紧迫感,要尽快掌握并利用这种先进的技术,来向我们的人民、向全世界宣传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和优秀的文化。第三,利用信息技术、网络技术,将会使我们的文物保护、展示和研究手段达到一个新的层次。敦煌莫高窟的壁画已经开始利用计算机来存储,建设成功后,研究人员将可以直接在屏幕上或是利用打印出来的图案进行研究,更可以利用计算机强大的运算能力直接对各类图案进行分类对比研究。又如在甲骨文的研究中,由于长期的埋存,发掘出来的甲骨一般是破碎成许多碎块的,只有把它完整地拼合起来,才能进行甲骨文的研究。而这种缀合工作是异常繁重的,利用计算机就可以轻松、快速地完成。最近我们南京博物院和江苏省科技开发院联合开展了三维动画技术在文物保护和展示中的研究,就是希望能运用先进的三维动画技术来逼真地展示文物和复原一些有代表意义的文化遗址。

在上个月召开的全省文物工作会议上,文化厅已经将全省文博信息网络工作列入了今后的工作重点。南京博物院在这一方面的应用上进行了一些大胆的尝试,目前已经见到了成效。比如大家现在所在的这个艺术陈列馆,就是一个利用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建立的现代化智能大厦。去年江苏省电视台在拍摄智能建筑专题节目时,我们这座建筑是省建委在全省范围内唯一推荐的智能化建筑物。我们的南博网站开办到现在,已经形成了一个以综合版、中国文物保护学术交流、中国收藏沙龙、数字化博物馆、考古纵横、虚拟展厅、天宝堂艺术品商场等八个子站为核心的庞大网站,浏览人数已经突破了三百五十万人,这在全国文博类网站中是名列前茅的,其影响遍布海内外。

我国第一个博物馆诞生在江苏省,历史赋予了我们重任,我们有信心、也有能力争取使江苏省成为全国第一个文博信息化统一建设、统一联网的省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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