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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要做和谐社会的促进者

博物馆要做和谐社会的促进者

 

              ——二论文博事业促进社会和谐

 

南京博物院  龚 良

 

 

江苏是文化大省,也是文博大省。一百多年前,状元出身的 张謇 先生创办了南通博物苑,并逐步营建南通城的社会事业。七十五年前,教育家蔡元培创议建立并投资新建了中国第一个国立博物馆——南京博物院的前身国立中央博物院。这是江苏博物馆事业的开始,也是中国博物馆事业的开始,更是构建协调发展的人文江苏的开始。今天,江苏博物馆事业蓬勃发展,满足了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提高了人民的生活质量;提升了人的素质和城市的素质,以及整个地区的文化内涵。它能产生巨大的社会效益,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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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济与旧中国的文博事业(转)

    1933年4月,当时中国最大规模的现代博物馆———中央博物院(简称中博)开始在南京筹建,并专门成立了筹备处,隶属国民政府教育部,傅斯年任筹备处主任。下设自然、人文、工艺三馆,李济任人文馆主任。同年7月,傅斯年辞职,教育部改聘李济接任。
  此后的14年中,李济除保留中央研究院史语所考古组主任一职外,还先后任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副所长、社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中央研究院评议员、史语所代所长等职。
  李济连任中博筹备处主任14年,是任期最长也是最有建树的主任。他接任后,首先组建中博建筑委员会,聘张道藩、傅斯年、丁文江等任常务委员,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为专门委员。经勘定,商准南京市政府征收中山门内近城路北半山园旧旗地100亩为院址,随后又增加中央图书馆放弃征用的馆址土地93亩。
  1934年7月,李济主持中博建筑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拟定委员会《组织简章》。1935年4月,第二次会议通过征选建筑图案章程,结果兴业建筑事务所建筑师徐敬直所拟方案当选,再由徐氏会同梁思成对原图进行修正。大殿屋顶为仿蓟县独乐寺山门的辽式建筑,内部结构多依《营造法式》(我国宋代朝廷颁行的一部关于建筑制度和法规的书),细部装修采唐宋遗存,内部设备则一切现代化。按计划,全部建筑分三期进行,第一期工程为全院行政办公用房和陈列馆一座,约占全部工程的58.5%。
  1936年4月,中央博物院理事会成立,蔡元培、朱家骅、顾孟余、李济、傅斯年、翁文灏、王世杰、秉志、黎照寰、李书华、罗家伦、张道藩、胡适等13人为理事,蔡元培为理事长。理事会负责审议博物院预算决算,监督藏品保管,为开展学术研究需要设立各种专门委员会及其他专门事项。11月12日,中央博物院举行奠基式。到1937年抗战爆发,除大殿屋面及库房外,已完成全部钢骨水泥结构,内外墙也完成了大部。
  中博筹备处成立后,李济组织同仁一边进行机构组建、各种规章制度的订立及建筑事宜,一边致力于藏品建设。从1933年10月起,国民政府先后将原属内政部的文物,新疆、甘肃新近出土的文物,原属中央研究院北平历史博物馆收藏的文物,一并划归中博筹备处。李济又组织专人从福建闽侯、广东东莞、安徽庐江等地收购了一批私藏文物。
  根据1934年7月公布的《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暂行规则》,中博的宗旨是“提倡科学研究,辅助民众教育”,其任务是“为系统的调查、采集、保管、陈列,并说明一切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及现代工艺之材料与标本”。为实现这些目标,李济除个人亲自参加殷墟、城子崖等文化遗址考古发掘,所得文物备人文馆展览外,还十分注意与其他学术机构的合作。如:1936年10月,接收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所赠大宗植物标本和实业部地质调查所历年收集的地质古物标本。
  由于国民政府有关部门和全国学术文化界人士的大力支持,李济主持的中博筹备处从馆藏到馆舍建设,仅短短几年已具相当规模,且有序、快速地发展。
  然而,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给中华民族也给中国的文博和考古事业带来了空前灾难。除中博停建外,持续10年的殷墟发掘也被迫停止。
  抗战爆发后,时任中央研究院总务干事的傅斯年因院务羁绊,将史语所日常事务委托李济。这样,李济指挥史语所和中博筹备处两个学术机构开始了艰难的流亡之路。
  先说中博筹备处。李济与同仁们选择藏品,分装多箱,一部分密存南京朝天宫故宫仓库和上海兴业银行。大部分珍品则于1937年7月离宁迁汉,旋入川,在重庆南岸沙坪坝建库贮藏。1939年5月,重庆惨遭日机轮番轰炸;6月,中博文物分三批迁昆明,小部分存四川乐山。次年6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昆明上空时有日机轰炸。8月,中博筹备处再迁四川南溪县李庄镇西的张家祠。此后至抗战胜利,未复播徙。
  再说史语所。经过不分昼夜的努力,将多年搜集的文物全部原始记录装箱;能运走的尽量运走,实在运不走的大件物品(如带有器物压纹的“花土”块等),封箱留存南京。
  史语所西出南京后,经武汉到达长沙。因日机轰炸不断,三个月后再度西迁。
  自长沙西迁前,考古组的尹达、祁延霈、王湘、杨廷宾等几位青年学人决意投笔从戎。临别前,李济、董作宾、梁思永等在长沙公路边一个叫清溪阁的小饭店,挥泪为壮士们饯行。这次考古组同仁大分离,此后再也未能团聚。
  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和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的同仁们,冒着敌军人的炮火,护送着价值连城的1000多箱文物和10多万册图书资料,陆续到达了昆明。这些可敬的学人没有在战争中沉沦,而是迅速恢复各自的工作。尤其可贵的是:正在英伦求学的吴金鼎、曾昭燏、冯汉骥、夏鼐等一批青年考古专家,应恩师李济之召,毅然返回苦难中的祖国,参加中博筹备处的工作。为正在艰难延伸的中国考古事业,增添了一批生力军。
  在李济的主持和推动下,这批生力军为中国的考古事业创立了不朽的功勋:冯汉骥只身前往川北岷江上游羌族地区考察和发掘并有论文,开川西高原考古发掘研究之先声;吴金鼎先在中和山麓发现了“南诏文化”,接着又和曾昭燏、王介忱一起,在大理附近发现了史前文化遗址———“苍洱文化”;夏鼐在甘肃宁定齐家墓,第一次从地层上找到仰韶文化早于齐家文化的证据……
  在昆明的两年时间里,李济除了指挥史语所和中博筹备处两个学术机构外出考察、发掘和室内研究外,还致力于殷墟出土陶片和陶器的研究(如各类陶片的比重实验)。
  当时的文博和考古事业,交通、房屋、设备、资料都非常困难,而且经费奇缺。1938年6月,为保管汉画像石棺及元兴铜镜等文物,需经费百元,李济竟为之奔波两日方获解决。
  云集于此的诸多中华精英,抱着必胜的信念,克服诸多困难,从事教学与科研,为战后重建培养人才和积累成果。
  由于战时医疗条件太差,李济的爱女鹤徵、凤徵,于1939年、1942年先后在昆明和李庄病逝。中年连丧二女,给李济的打击是巨大的。面对国难家痛,李济没有沉沦,而是化悲痛为力量,致力于中国的文博和考古事业。
  西迁昆明不久,李济即先后派员赴陕西宝鸡、三原等地调查彩陶遗址,赴大理、苍山调查史前遗址。1939年3月始,由李济主持,对大理附近的10处文化遗址进行发掘。到12月,在中和山麓南诏遗址掘获带字瓦片100余件,其中一片有“大罗全四年”字样。由此证明南诏史前文化与仰韶、龙山两文化之差异。这项发掘、研究成果,由李济主撰成《云南苍洱境考古报告》一书,于1942年由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刊行。
  1939年,李济被推选为云南民族学会会长,并受聘为云南大学兼职教授。他曾应邀为云南民族学会作《民族学发展之前途与比较法应用之限制》的学术演讲,讲稿于1941年发表在《国立云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第1期。
  1939年5月,为赞助在苏联举行的“中国艺术展览会”,李济选出部分殷墟出土文物及图表,送往莫斯科东方文化博物馆参展。苏联学人基塞廖夫获见殷墟出土珍品,大受启迪,乃据以推断其在叶尼塞河上游发现之卡拉苏克文化之年代。
  1940年1月,李济在昆明收到来自英伦的聘书,他被英国皇家人类学会选聘为荣誉会员,这是第一位中国人获此殊荣。
  1940年冬,滇越一线战局日趋恶化,史语所和中博同仁先后由昆明沿金沙江迁至四川南溪的李庄。
  木船停泊李庄,却发生了一段意想不到的插曲:民伕们将大箱小箱抬上岸时,发现了箱内的人头骨和体骨标本,顿时哗然:这个上头迁来的啥子机关“吃人”!这些民智未开的山民,一时群情激愤,摩拳擦掌,史语所同仁大有随时挨打、被“轰”之险。李济与傅斯年等赶忙与地方官员和士绅交涉,请他们向山民解释:人骨是从土里挖出供研究用,并非“吃人”。一番口舌,总算化险为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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